如果展品本身已经足够诡异，那么它们的保护装置则直接将这个谜题推向了超现实的维度。
密封箱技术：每个展品都被封装在一个定制橡木箱中，前部有双层玻璃观察窗。内层玻璃表面有镀膜——画廊方面称这是“紫外线过滤层”。但经过我的观察，这种镀膜技术明显是现代产物，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
然而矛盾的是：密封箱的其他所有部件，都明确指向1900年代初期。
让我详细说明：
木材加工：橡木箱的榫卯结构、手工刨削痕迹、黄铜包角的固定方式，都符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高级木工工艺。得到允许，我用便携式显微镜观察了接缝处，发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手工锯痕。
玻璃工艺：外层玻璃是典型的19世纪末“平板玻璃”，有轻微的波浪形变形和微小气泡——这正是工业化早期玻璃生产的特征。
气阀系统：箱体侧面的铜制气阀，其设计和加工精度远超1900年的平均水平，但阀门内部的橡胶密封垫已经老化，材料分析显示是1900年代常用的天然橡胶配方。
现在，我们来到整个谜团最核心、也最令人战栗的部分：密封箱上的封缄系统。
每个箱体上都贴着三张淡黄色羊皮纸封条，封条边缘印有梵蒂冈纹章和拉丁文祷词：“Custodi nos， Domine”（主啊，守护我们）。封条被深紫色火漆固定，火漆中掺有金粉，在光照下会闪烁微光。
火漆上压印的印章清晰可辨：那是教廷司库（Camerarius）的专属纹章——交叉的钥匙与教皇三重冕，下方有“S.C.”（Sancta Sedis，圣座）字样。
而真正让我浑身发冷的，是封条上的手写文字：
第一行：“Sub Custodia Sanctae Sedis”（受圣座监护）
第二行：“Carolus Nocella， Camerarius”（卡罗·诺切拉，司库）
第三行：“MDCCCCI”（1901年）
我反复核对了笔迹。作为研究过大量梵蒂冈档案的学者，我熟悉卡罗·诺切拉主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教廷司库）的签名。这封条上的笔迹，从字母的起笔、连笔习惯、到墨水的渗透程度，都与诺切拉主教在1901年前后的官方文件签名完全一致。
更专业地说：通过封条边缘的显微观察，羊皮纸纤维的老化程度、墨水中铁基成分的氧化状态、火漆的裂化形态——所有物理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些封条确实制作于1901年，并且在此后125年间，从未被打开过。
让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线：
1901年，某个人（或机构）从梵蒂冈获得了这三件圣物，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将其密封，并由卡罗·诺切拉主教亲自封缄。
这些密封箱在此后125年间，从未被开启——封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这一点。
2026年，这些箱子出现在香港，箱内的作品与罗马的原作完全一致，但老化程度明显更轻。
这里存在多个悖论：
如果箱内是真迹：那么罗马的三件是什么？而且真迹如何在密封箱中经历125年，却只老化了两三百年？
如果箱内是1901年制作的复制品：那么1901年的人如何能制作出与21世纪高科技检测结果都难以区分的完美复制品？更何况，复制品怎么可能跟原件“同样古老”？
封条的暗示：诺切拉主教亲自封缄，意味着这是教廷官方行为。但梵蒂冈从未有过相关记录——我查阅了1900-1905年教廷司库的全部档案目录，没有任何关于这三件圣物出借或复制的记载。
结论：一个等待解答的谜
作为学者，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无法解释眼前的现象。这已经超出了艺术史的范畴，涉及到材料科学、文物保护技术、乃至我们对线性时间的理解。
杜兰画廊方面对此保持沉默，只表示这些展品来自“一位匿名收藏家的长期寄存”。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似乎默许了这次展览——这本身也意味深长。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终的解释是什么，这三只来自1901年的密封箱及其内容物，已经对艺术史、宗教史乃至我们对“真迹”“原作”“时间”的认知，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我们站在一个谜题面前，而这个谜题的答案，可能会改变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王月生放下杂志，书房里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咖啡机已经停止工作，但两人都没去取咖啡。窗外的雾正在散去，维多利亚港的轮廓逐渐清晰，一艘天星小轮正缓缓驶向中环。
“所以你看明白了？”冯思晴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没有之前的愤怒，只剩下深深的疲惫，“这不是普通的展览。这动摇了太多东西——艺术史的真实性、文物的唯一性、甚至...时间的线性。”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王月生走到窗边，背对着她：“文章写得很专业。这个罗西教授眼光很毒。”
“重点不是文章！”冯思晴走到他身边，“重点是，现在全球至少有二十个机构在调查这件事。梵蒂冈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外交部询问——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教廷1901年封缄的圣物，会出现在中国香港的一家私人画廊里。而且品相比他们家里的还好。”
面对冯小姐审视而又警惕的目光，王月生无言以对，只好寄希望于前世自己在一年之约完成后，交还这些“圣物”给梵蒂冈时，请司库大人给后人留份说明。既然前世后世两个时空在自己封堵敦煌千佛洞后已然开始互动，希望司库大人在125年前的留言能让自己在后世少些来自教廷“物主”的责难。他脑海中回忆起三个月前，前世，威尼斯泻湖，托尔切洛岛工坊的秘密储藏室。
当王月生将最后一个密封箱——装着拉斐尔《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像》的那个——收入意识深处的系统空间时，异变发生了。
那不是物理上的震动，而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泛起的涟漪。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透明，他看到了重叠的景象：1901年的托尔切洛岛工坊，与2026年香港画廊的特殊展厅，如同两张底片叠加在一起。在两个时空的交界处，三个光点正在剧烈脉动。
紧接着，一个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不是听觉意义上的声音，而是信息的直接注入：
【时空迁跃激波三个基点激活中】
【请保持该三处基点在宿主原生时空存在超过300个自然日以完成激活】
【请重复类似基点操作，在十二年内完成100次基点激活】
王月生瞬间僵住了。
多年来，这个赋予他魂穿两世能力、打开时空隧道的系统，从未主动与他沟通过。它像一个沉默的工具，只在他需要时提供功能界面：物资传送的计量、时空坐标的锚定、精神力的消耗显示。他一度认为这就是系统的全部——一个高级的、沉默的穿越工具。
但现在……
“什么时空迁跃？什么激活？系统，你要干什么？哦，不，你要我干什么，你总得说清楚啊！”他在意识中疾呼。
没有回应。
他又尝试了数次，用尽了各种方式：恳求、质问、甚至威胁要停止使用系统。但那个声音再也没有出现，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
然而视网膜边缘多了一行半透明的计数：
基点激活：3/100剩余时间：11年9个月14天
不是幻觉。
冯思晴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欲言又止。她走近一步，声音压得很低：“月生，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就在这时，门上传来轻轻的敲击声。
伊洛蒂推门进来时，已经换上了一身象牙白的丝质家居服，金发随意挽在脑后。她手里拿着自己的手机，脸上是混合着困惑和兴奋的表情。
“神秘的画廊主人先生，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让画廊的总经理直接跟你汇报比较好。”她把手机递过来，同时熟门熟路地走向书房另一侧的工作台，打开了电脑和投影仪。
屏幕亮起，伊洛蒂快速操作，三个网页被同时投射到对面的白墙上，每个都放大到清晰可读的程度。
第一个网页：墨西哥瓜纳华托州首府莱昂市的 Templo del Inmaculado Corazón de María无玷圣母之心教堂官网
页面中央是《罗马人民救援之母》的高清图片，但仔细看，能发现那不是油画的光泽，而是丝线特有的细腻纹理。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是西班牙语，伊洛蒂贴心地打开了实时翻译：
“本堂所藏《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圣像，为教宗良十三世于1902年本堂落成时所赐。此非传统油画，乃由中国皇家刺绣工坊匠师，依照梵蒂冈原作用丝绸与金线以失传技艺绣制。据悉，当时仅为三幅圣物油画制作了刺绣副本，本堂所藏为其中之一，百余年来保存完好，色彩如新。”
第二个网页：马耳他骑士团官方数字档案库
这里展示的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像》，同样是丝绣制品。说明文字更详细：
“此刺绣肖像为1902年教廷赠予时任骑士团大教长路德维希·冯·巴伐利亚殿下之礼物。根据随附的教廷司库卡罗·诺切拉主教手书说明，该作品系中国商人王月生先生促成，邀请中国皇室御用绣坊，耗时近一年完成。刺绣完美复现拉斐尔原作的每一细节，包括画布纹理、颜料裂纹，乃至岁月痕迹，其逼真程度曾令多位艺术专家误以为原作。”
第三个网页：梵蒂冈数字档案馆·特别解密栏目
页面标题是：“1902年：丝绸上的圣像——一段被遗忘的东西方艺术交流史”。
文章很长，核心信息是：梵蒂冈档案馆在数字化整理过程中，发现了1902年司库办公室的一批往来信件和备忘录。其中明确记载，在一位“来自云南的中国绅士王月生先生”的协助下，三幅教廷重要圣像被中国最顶尖的绣娘团队以丝绸复制，耗时十二个月完成。复制品共三套，一套留在梵蒂冈（已佚失），一套赠予墨西哥新教堂，一套赠予马耳他骑士团。
文章末尾附有扫描件：确实是卡罗·诺切拉主教熟悉的笔迹，签名，日期：1902年11月17日。还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似乎是两个意大利年轻人和一位中国年轻人与教廷神职人员的合影。
书房里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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