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5月15日，福建福州，马尾港。
晨雾如纱，笼罩着繁忙的码头。咸湿的海风带着闽江口特有的气息吹拂，夹杂着远洋轮船低沉的汽笛声。一艘即将远航的客货轮“丰庆号”停靠在泊位上，粗大的烟囱已开始冒出缕缕黑烟。
码头上，一场特殊的送别正在举行。刚刚从瑞士利用系统能力肉身穿越而来的王月生，风尘仆仆，在事先派至福建协助黄乃裳工作的一众低调精干的工作人员陪同下，正与一位清癯矍铄的老者话别。老者便是黄乃裳，时年五十二岁，虽一身布衣，却难掩其作为晚清举人、维新志士的儒雅风骨与眉宇间的坚毅。
“绂丞先生，此去万里，风波险恶，务必珍重。”王月生握着黄乃裳的手，语气诚挚。他深知眼前这位老者未来将要开创的伟业——带领上千福建乡亲，在婆罗洲的蛮荒之地建立起海外桃源“新福州”（诗巫），成为一代爱国侨领的典范。
“月生公厚意，乃裳与三百余乡亲感念于心。”黄乃裳回望身后那些正在登船、面带憧憬与些许不安的移民们，“此番能成行，多赖月生公暗中襄助，疏通关节，筹措部分急用药物，此恩此德，没齿难忘。”
这批移民共三百二十七人，男二百一十，女一百一十七，主要来自闽清、福州、泉州。他们多是生活无着的农民、手工业者，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响应黄乃裳“海外拓荒，实业救国”的号召，毅然踏上未知的旅程。他们的目的地，是远在南洋婆罗洲西北部的砂拉越（沙捞越）。
王月生关注此事，远非一时兴起。砂拉越，这个位于南中国海战略要冲，扼守进入拉让江、巴兰江水道，连接新加坡、马尼拉、香港航线的地区，其地理价值不言而喻。目前，这里由白人布鲁克家族以“白人拉者”的身份进行着一种独特的“私人殖民统治”。无论是将其作为未来东南亚战略的潜在跳板，还是观察华人社群在海外自主管理、发展的“社会实验”样本，黄乃裳的这次移民壮举都对王月生具有独特的意义。
他选择在不明显干扰已知历史进程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帮助，对掌握跨时空资源的王月生而言或许是“举手之劳”，但对于这群背井离乡、前途未卜的开拓者来说，却可能是关键时刻的“救命稻草”。除了明面上协助解决了一些官面上的阻碍，王月生还以“赞助商”的名义，提供了一批后世现代医药公司特别定制包装的“万金油”、“奎宁片”（抗疟疾）、消毒粉和简易外伤处理包。这些药品被混在普通物资中，其超越时代的疗效将被归功于“西洋新药”或“运气”。
黄乃裳向王月生简要回顾了筹备历程。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遭通缉后，他心灰意冷，决意“另辟海外桃源”。去年（1900年）五月，他亲赴砂拉越，沿拉让江徒步考察十三天，最终选定诗巫一带“平原四百里，无虎豹毒蛇，水土膏沃”之地。通过新加坡侨领引荐，他与砂拉越殖民政府（时任拉者查尔斯·布鲁克）谈判。砂拉越地广人稀，亟需劳动力开发，当局给出了颇为优惠的条件：提供土地（每户十英亩）、种子、农具，并免除三年赋税。
“去年七月，我与那白人拉者查尔斯·布鲁克签订了《垦约》。”黄乃裳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租期九百九十九年，赋税极轻，前二十年免一切丁税、徭役、兵役。更重要的是，我华人享有信仰、言论、结社、购枪、航运之自由，且垦区事务可自理。孙先生（孙中山）闻之，亦赞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
王月生微微颔首，他当然知道这份条约的历史意义，也更清楚未来开拓的艰辛——蛮荒之地、热带疾病、陌生的环境以及与当地土着、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条约虽好，然创业维艰。先生与乡亲们身处异域，言语、习俗皆不相同，初期定有诸多困厄。我所能助者有限，一切还需仰仗先生之威望与乡亲们之同心戮力。”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以只有两人能听清的音量道：“我已在随船货物中，夹带了几份特别绘制的砂拉越拉让河流域的水文、物产略图，以及一些应对瘴疠、毒虫的土法笔记，希望能有所帮助。此外，与新加坡‘宝芝林’的联络方式也已交给您的副手，若有急难，或需采购特殊物资，可凭信物前往求助。”
黄乃裳眼中闪过感激与了然之色。他虽不完全清楚王月生的真实身份和能量，但数次接触下来，深知此人深不可测，且对海外华人有真诚的关切。他郑重拱手：“月生公思虑周详，雪中送炭，乃裳代众乡亲再谢！”
汽笛再次长鸣，催促着送行的人。登船的跳板即将收起。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绂丞先生，保重！愿先生此去，为我同胞在海外开辟一片新天地！”王月生后退一步，郑重作揖。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月生公亦请保重！待他日‘新福州’略有规模，乃裳必邀兄前来一观！”黄乃裳深深一揖，随即转身，步伐坚定地走向“丰庆号”。他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瘦削，却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在王月生与黄乃裳的深入交谈中，以及通过他随行人员的观察，这批开赴砂拉越的移民群体画像，清晰地呈现在王月生眼前。
这批总计三百二十七人的队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与宗族集中性。其中，黄乃裳的闽清同乡占据了绝对主力，达二百一十三人，约占六成五，多以黄氏、林氏等同宗大姓为主，血脉亲情成为最初的联系纽带。来自福州城区的有八十二人，约占四分之一，以陈、郑等姓氏为多。另有泉州籍三十二人，约占一成，多为王、吴两姓。这种“老乡带老乡”的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初期的组织难度，也天然形成了内部互助的单元。
从年龄和身份来看，队伍充满了开拓所需的朝气与实干色彩。十八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占了八成，达二百六十二人，他们是垦荒的绝对主力。他们中多是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那场毁灭性的闽江洪水而失去田产的破产农民，或是因洋货冲击而失业的制茶、纺织手工业者。此外，还有五十名十五至十七岁的青少年，他们作为“移民二代”，是未来社区的希望；以及十五名五至十四岁的孩童，随父母迁移。队伍中还包含一些特殊成员：十名由闽清县团练局推荐的乡勇，负责途中的治安与秩序维护；三名能流利使用福州话与简单马来语/英语的华侨后代，将充当与殖民当局沟通的桥梁。
面对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黄乃裳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他采用 “同乡-宗族-契约”三重逻辑进行管理，确保了队伍的井然有序。
编组方式：移民被按照籍贯和宗族关系，划分为十个“棚”，每棚约三十至三十五人，设棚长一名。棚长通常由宗族内有威望的长辈或可信赖的乡勇担任，负责本棚人员的登记、物资分发和内部纠纷调解，形成了有效的基层管理网络。
契约约束：出发前，每位移民（或其户主）都签署了《自愿垦荒契》，白纸黑字载明需服从黄乃裳及棚长管理，抵达砂拉越后需按殖民当局要求劳作至少五年，不得擅自离队。这纸契约，赋予了管理以法理依据。
纪律要求：为保航行安全，明令禁止携带私人武器（仅允许农具），并实行夜间宵禁（晚八点后统一熄灯）。违反规定者，将受到扣除抵达后部分物资配给的惩罚，措施具体而有效。
物资准备是生存的基石。殖民当局按照约定提供了基础配给，按户发放，包括锄头、镰刀、木犁等农具，五十斤稻种和一百斤可支撑约一个月的糙米，以及铁锅、陶碗、草席等日用品，还有至关重要的奎宁药片和止血粉。
而黄乃裳则凭借其在福建的影响力，额外募集了一批充满乡土气息的补给：易于储存的福建光饼五千个、下饭的腌萝卜一百坛；应对热带疾病的青蒿、金银花等草药各五十斤；以及大量实用的竹编筐和抵御热带暴雨的油纸伞。
当然，最让黄乃裳心中踏实的，是王月生那些“心照不宣”的援助。几十个不起眼的木箱早已提前送上了船。里面装着的，是来自后世现代时空的“秘密武器”：适应砂拉越气候的高产粮食、蔬菜和经济作物良种；采用特种钢材打造、极其锋利耐用的农具——其中，那些用于清理热带灌木的厚重砍刀，本身在必要时就是极好的防身武器，而标准农具的木杆，甚至设计了可与备用枪头快速结合的接口，足以在应对土着袭扰时组成致命的长矛。此外，还有结实耐用的日用品、效果远超这个时代的热带疾病特效药和日常药品。王月生随团派出的，不仅是农技员和医生，甚至还有一位小学教师，他们将协同黄乃裳，在异乡迅速建立起秩序与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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