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模将那份由增祺精心措辞的《广州城市规划折》呈递朝廷后，在暮气沉沉的清廷内部激起了“新政派”与“保守派”之间空前激烈的交锋。这场持续数月的争论，早已超越了广州一城一池的布局，彻底演变为清末“自强运动”后期，统治集团顶层关于“如何救亡图存”这一根本路线的公开角力。
这份规划折的核心，直指“以近代工业体系带动城市转型，以商界深度参与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并为未来国族发展预留战略空间”。这三大主张，精准地刺中了垂暮帝国最敏感的两根神经：主权与财政，传统秩序与近代变革。朝堂之上，争论迅速壁垒分明。
（一）保守派：“祖宗之法不可变，商民议政乱纲纪”
以庆亲王奕匡、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吏部尚书鹿传霖为首的保守派，视此折为洪水猛兽，其攻击理由核心有三：
破坏“王城形胜”，动摇国本之基：奕匡引经据典，厉声疾呼：“广州河南（后世海珠区）乃省城‘下砂收水’之关键，地气所钟，关乎岭南文脉武运！今若于此大兴土木，设厂开埠，无异于掘断龙脉，泄漏王气，其祸甚于洪水猛兽！” 徐桐更是痛心疾首，以卫道者自居：“轻工业之地，污秽汇聚，烟囱林立，竟与对岸广府学宫、贡院等文教圣地隔江相望，成何体统？有辱斯文！长此以往，圣人之学何以存续？”
耗费有限国帑，无异饮鸩止渴：瞿鸿禨则抓住财政痛点，连连质问：“河南、山西大旱，饿殍遍野；陕甘回乱，余烬未熄。朝廷府库空虚，寅吃卯粮，岂能再挪腾百万两巨资，去修那镜花水月的码头、电厂？此乃舍赈灾平乱之本，逐奇技淫巧之末，实为误国之策！”
商民议政干政，此风断不可长：最为尖锐的攻击来自御史胡孚宸，他的奏章直指皇权禁忌：“广东商人竟敢联名上书，妄议地方规划乃至国家方略，此乃以下凌上，干预公器！若开此先例，许其筹资建园，参与管理，假以时日，必养成盘踞地方之‘商阀’，尾大不掉，届时朝廷威仪何在？”
（二）新政派：“变法图存，需借商力开新局”
与之相对，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刘坤一及军机大臣荣禄为代表的新政派，则力挺此方案，其论点同样旗帜鲜明：
实业乃救国基石，税收为统治命脉：袁世凯一针见血，奏称：“广东一口通商，外贸额占全国三成以上！于河南集中发展食品、纺织等轻工业，不仅能快速替代洋货，更能凭借出口，年增关税厘金何止百万两？此乃活水之源，远比空谈守旧更能巩固统治。且工厂能吸纳流民，使之有业可就，亦可从根本上消弭教案、匪患之乱源。” 张之洞亦从武汉发电支持，强调：“于沙面设实业学堂，培养格致、工学之才，较之空疏学子，于国家更为急迫务实。”
战略预留空间，避免重蹈覆辙：深谙外交与军事的荣禄，其视角更为宏观长远，他在军机处会议上强调：“规划中为黄埔港严格预留重工业区，乃是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国策布局。若待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再如索取胶州、旅大般强索黄埔为租界、军港，我等还有争执之余地吗？当年长江沿岸各省因无统一规划，优良岸线、码头尽被洋商占据，前车之鉴，痛彻心扉！”
借力商界资本，破解财政困局：刘坤一则从可行性入手，提出关键论证：“粤商财力，富甲天下，十三行后人、南洋侨商，其资本雄厚，远超常人想象。由其筹资主导园区建设，朝廷只需给予政策，或拨付少量‘象征性’启动款，即可坐享其成，不耗国库而兴大利，更避免了官府直接经办易生的腐败与‘与民争利’之恶名。”
御前对决：颐和园的三日激辩
争论延宕至1901年11月，慈禧太后终于在颐和园召集群臣，举行专题御前会议，命增祺（奉召入京）、奕匡、袁世凯、荣禄等核心人物当面陈词。这场御前辩论，俨然成为新政初期“传统与变革”路线斗争的浓缩舞台。
奕匡率先发难，他面向慈禧，语气激动：“老佛爷！广东商民胆大包天，竟敢联名上书，妄议朝廷地方大政，此风断不可长！臣恳请下旨，对增祺及背后商民严加申斥，以儆效尤！”
袁世凯立刻出列反驳，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王爷此言差矣！商民议政，非是‘犯上’，实是‘急公好义，为国分忧’！想我朝粤商，如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唐廷枢总办轮船招商局，皆曾为朝廷实业立下汗马功劳。今日他们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正是拳拳报国之心，岂能因言获罪？”
鹿传霖见势不妙，立即祭出财政大旗：“袁大人说得轻巧！可国库空空如也！修码头、建电厂、兴学堂，哪一样不是吞金巨兽？如今朝廷连北洋新军的饷银都筹措艰难，哪有余钱投入这无底洞？”
一直沉默观察的荣禄此时缓缓开口，语气平和却分量十足：“鹿中堂所虑，亦是实情。然则，增祺奏折中写得明白，‘商界自愿认股建园，官督商办’。朝廷无需动用国库一两白银，只需定下章程，加以监督，便可坐收税赋之利。此乃借鸡生蛋，一本万利之策，何乐而不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慈禧太后一直半阖着眼听着，此刻忽然睁开眼，目光锐利地射向奕匡，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奕匡，你口口声声说河南设厂破坏广州风水龙脉。那哀家问你，当年圣祖仁皇帝（康熙）修畅春园、圆明园，可曾一一问过西山龙脉走向？”
只此一问，奕匡顿时面色煞白，汗出如浆，噎在当场，再也说不出话来。
远在武昌的张之洞虽未能亲临，但其电报建言亦及时送达御前，为新政派再添一重要砝码：“粤商常年与洋商打交道，熟悉国际商务规则与技术潮流。由其按商规管理园区，远比官府委派之官员更高效灵活，且能减少因文化隔阂、管理不善引发的中外摩擦与教案，于大局稳定有利。”
尘埃落定：慈禧的权衡与决策
辩论持续三日，各方势力充分陈词。慈禧太后最终拍板，定下基调：“准增祺所请，依议试行。然须严定章程，加强督察，不得放任。” 这一决策，背后是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深沉考量：
新政急需“实效”以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经历甲午惨败、庚子国变，慈禧再保守也深知“不变则亡”的危机。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唯有“办实业、增税收”才能稍微充实国力，避免被进一步瓜分。广州方案“以商促工、以工养政”，至少在表面上符合“自强”的现实目标。
广东的特殊地位：“钱袋子”与“安全试验田”：广东是清廷最重要的财税来源地（1900年粤海关关税占全国28%），且侨商、买办势力盘根错节，影响力巨大。允许粤商有限度地参与开发，既能利用其资本与经验，又能将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风险“地方化”——即便失败，影响也多局限于广东一隅；若侥幸成功，则可作为“官督商办”的范本向全国推广。
巧妙分散风险，避免陷入财政泥潭与“与民争利”的恶名：国库空虚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901年户部库存仅800万两，不足甲午战前1/10）。若由朝廷强行拨款兴办，不仅力有不逮，更会招致各地督抚的反对与攀比。将开发主导权与筹资压力转移给商界，朝廷只需掌握最终的审批与监管权，便能坐享其成，风险最小化。
高超的政治平衡术，维护统治集团表面上的团结：深知保守派背后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与旗人集团，若严厉驳斥会激化内部矛盾；但若完全倒向新政派，又会开罪于传统士绅，动摇统治根基。因此，她选择“有限支持，严加约束”的策略——原则上批准开发，满足新政派的诉求；同时又强调“官督商办”，确保朝廷的最终控制权，给了保守派一个台阶下，维系了政治天平那微妙的平衡。
至此，一场席卷朝堂的风波暂告段落。一纸来自南国的规划，在帝国的权力中枢走了一圈，加盖了御玺，带着无数的期望、顾虑与暗流，即将返回它的诞生之地，开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注定充满荆棘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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