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当日，马尾港码头人声鼎沸，场景热烈而沉重。空气中弥漫着离愁别绪与对新生活的憧憬。大多数移民相信了“海外有田可耕”的许诺，孩童们举着写有“到诗巫种大米”的简陋纸旗奔跑嬉戏；妇女们则小心翼翼地将从家乡带来的泥土装入随身的小布袋，谓之“带乡土保平安”。年长的移民紧握着用红布包裹的祖先牌位，低声祷告，祈求祖宗庇佑；年轻的后生则围着见过世面的人，反复询问着“诗巫有没有冬天？”、“会不会想家？”等天真又沉重的问题。
黄乃裳在登船前主持了简短的仪式，焚香祭拜妈祖，祈求海路平安。随后，他振臂高呼，带领着三百多名移民齐声呐喊：“新福州，我们来啦！” 这充满希望的口号声，穿透码头的喧嚣，直冲云霄，后来被镌刻在诗巫的“黄乃裳纪念碑”上，成为历史的回响。
此次移民的费用主要由三方承担：黄乃裳个人垫付了大部分，包括船票（每人八两白银，总计二千六百一十六两）、途中十天的伙食（约一千五百两）以及医疗物资（五百两），总计约四千六百一十六两白银，几乎耗尽了他的家财；殖民政府承诺抵达后发放每户五两的“安家费”，但因官僚流程迟缓，首批移民并未能立即领取；部分家境尚可的移民家庭（如闽清米商后代）则主动缴纳了一至二两白银，用于购买额外的干粮，略作补充。
“福兴号”拉响汽笛，缓缓驶离了承载着无数乡愁的马尾港，载着三百二十七颗充满希望与忐忑的心，向着赤道以南那片被称为“诗巫”的沃土，破浪前行。
王月生站在码头上，目送着巨大的轮船缓缓驶离港口，破开平静的海面，向着南方那片充满未知与希望的土地驶去。他心中默念：“种子已经播下，且看它在这异域的土壤中，能长出怎样的果实吧。黄乃裳，诗巫……这条线，值得长期投入和观察。”
海风猎猎，吹动着他的衣角，也送走了这艘承载着三百二十七人命运与梦想的航船，驶向历史的迷雾深处。
1901年5月15日的马尾港，是“新福州”故事的起点。移民们带着福建的泥土、乡音与对土地的渴望登船，开启了跨越山海的垦荒征程。黄乃裳的组织与殖民当局的政策，共同将这场“民间移民”转化为近代中外农业合作的早期实践。正如随行乡勇林阿福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离乡，不知何时归，但想到诗巫的土地，便觉脚下有根。”
首批移民乘坐的是三百吨级的英国商船“福兴号”。条件虽简陋，但基本安全。移民们被集中安置在通风采光较差的底舱（原货物舱），用木板隔成了十个“通铺区”，铺上稻草垫便是床铺。上层甲板划定了公共活动区，设有临时厕所和饮水桶。饮食由随船雇佣的福州厨工负责，每日两餐，主要是稀粥搭配咸鱼干。黄乃裳极力强调卫生，要求“每日清扫舱底，呕吐物集中处理”，但空间狭小，航行颠簸，仍有约五十人出现了严重的晕船反应，依靠随船准备的生姜水缓解。
在王月生派遣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黄乃裳开始将承自王月生体系（如虹溪实务学堂）的内务卫生条例、作息管理制度等在船上推行。他们利用漫长的航行时间，对移民进行系统性的培训：讲解砂拉越的地理人文、自然环境、注意事项，强调个人卫生与疾病防护的重要性，并传授基础的热带种植、养殖知识。这艘航船，俨然成了一所漂浮的、开赴新世界的预备学堂。
经过约十日的海上颠簸，又在新加坡转乘小火轮，一九零一年五月下旬，黄乃裳率领的首批三百二十七名福建移民，竟无一人掉队病亡，全数安然抵达了英属砂拉越的首府——古晋港（Kuching）。
这一远超历史上同期移民存活率的成果，得益于王月生远超时代的物资支持、卫生理念以及黄乃裳本人卓越的组织管理。
古晋港作为移民的中转站和与殖民当局的对接点，空气中弥漫着热带香料、湿润木材与陌生族群交织的异域气息。码头上，皮肤黝黑的马来人、裹着头巾的印度人以及少数欧洲面孔，都用好奇或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支规模不小、秩序井然的华人队伍。
在古晋，移民们需要完成身份核查与土地预分配，并进行短暂休整以适应迥异于福建的湿热气候。负责对接的是砂拉越驻扎官助理威廉·莫里斯，一位表情严肃、办事刻板的英国官员。他拿着出发前签订的《垦荒契约》名单，逐一核对移民身份。
登记手续在码头旁的临时木屋进行。移民们略显紧张地填写着《砂拉越移民登记表》，内容涵盖姓名、籍贯、年龄，尤其重要的是“技能”一栏——农耕、木工、编织、制茶……这些技能将是他们在新家园立足的根本。完成登记后，每人领取到了一块沉甸甸的铜质“移民身份牌”，上面刻有编号和“诗巫垦区”字样，这是他们在砂拉越的合法凭证。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殖民政府按承诺发放了预支物资：每户一把坚实的铁铲、一卷粗实的麻绳以及五斤珍贵的食盐。黄乃裳则适时地补充发放了从福建带来的光饼和腌萝卜，那熟悉的家乡味道，瞬间安抚了许多人因陌生环境而产生的不安。
由于诗巫垦区尚属蛮荒，移民被临时安置在古晋的“华人码头区”。他们租用当地华商的双层木屋，男丁住楼下，妇女儿童住楼上，虽显拥挤，却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所。饮食由古晋的华人餐馆提供，每日两餐，米饭、咸鱼配以当地不知名的蔬菜煮成的汤，费用先由黄乃裳垫付。殖民政府派来的一名印度裔医生设立了临时医疗点，用奎宁为十几名出现发热症状的移民进行治疗。而王月生派来的那位医术更为高明的医生，则因殖民地行医资格的限制，暂时隐于幕后，通过观察和向印度医生“建议”的方式，确保着移民的健康。
休整三日后，五月二十八日，移民们登上了殖民当局提供的浅水小火轮“拉惹号”，沿着蜿蜒湍急的拉让江，向着最终的目的地——诗巫，溯流而上。航行持续了八个小时，两岸是望不到尽头的、仿佛亘古不变的原始雨林，巨大的板根树木、缠绕的藤蔓、不时传来的奇异鸟鸣兽吼，都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的原始与神秘。
当“拉惹号”终于抵达诗巫简陋的码头时，岸上已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伊班族原住民和少数早期来此谋生的华人。黄乃裳带领全体移民肃立船头，举行了庄重的“祭江仪式”。他焚起线香，带领众人向奔流的拉让江躬身祭拜，祈求河神保佑航行平安、垦荒顺利。香烟袅袅，混着移民们低声的祈祷，飘散在热带潮湿的空气中，标志着一段全新拓荒生涯的正式开启。
垦区位于诗巫河上游的“巴当鲁巴”流域。移民们按照“同乡-宗族”的原则，开始分配土地。每户获得了十英亩（约四公顷）用石灰石标记边界的原始林地。殖民政府提供了临时搭建的竹棚，以竹为骨，覆以茅草，虽简陋，却是在这蛮荒之地的第一个家。黄乃裳编写的《诗巫垦区生存指南》被分发下去，里面用浅白的语言讲解了如何砍伐树木、防范野兽、种植水稻等生存必需知识。
“新福州”的创建，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艰苦博弈。当期（1901-1902年） 工作的核心是生存：
砍伐与焚烧：移民们挥舞着从福建带来以及王月生提供的精钢砍刀和锄头，向密不透风的森林发起挑战。男人们喊着号子，砍倒荆棘与小树，妇女儿童则将枝叶堆积晾晒，然后点燃。 “刀耕火种”产生的草木灰成了第一季作物难得的肥料，但浓烟也常常呛得人泪流满面。
建造木屋：拉让江畔的杉木被砍伐下来，在几位有经验的木工指挥下，一栋栋带有厨房和储物间的、约二十平方米的永久性木屋开始取代临时竹棚。
水利工程：在黄乃裳的组织下，移民们集体开挖水渠，从拉让江引水灌溉；同时，也在居住区附近挖掘水井，解决至关重要的饮用水问题。
种植作物：除了殖民政府要求的水稻和甘蔗，黄乃裳特意试种了从家乡带来的福建茶苗，那抹熟悉的绿色，寄托着深切的乡愁。
中长期规划（1903年后） 则着眼于发展与自治：
黄乃裳已计划引入橡胶树苗这一“黄金作物”，并试种棉花。他鼓励有手艺的移民重操旧业，编织竹篮、草席，加工茶叶，试图建立起初步的手工业与贸易。
日常管理上，“新福州垦务委员会” 发挥了核心作用。由各村棚长（宗族长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调解邻里纠纷（如谁家的牛踩了别家的秧苗）、组织集体劳动（如修建连接各户的土路、夜间轮流值守防范野兽），并收取每户每月一斤稻谷作为“公共基金”，用于未来的修桥铺路、兴办学堂。
移民的生活，在艰苦的劳作中，顽强地保留着福建乡土的印记，同时慢慢适应热带环境：
饮食：初期主要是米饭、咸鱼和采集的野菜。随着开垦出的土地上空心菜、白菜等快速生长，餐桌才逐渐丰富起来。
服饰：男人们多穿便于劳作的粗布短打，女人们则依旧穿着从家乡带来的蓝布旗袍，只是在湿热的气候下，布料更薄，样式也更宽松了些。孩子们脚上穿的虎头鞋，依然是母亲们一针一线纳出的，祈求远在异乡平安长大。
习俗与信仰：第一个春节来临时，尽管物资匮乏，家家户户还是想办法贴上了手写的春联，聚在一起吃了顿象征团圆的年夜饭。清明时节，人们带着从福建捧来的那包乡土，到村旁选定的山坡上，堆起小小的坟茔，遥祭故去的先人。不久后，一座简陋的“新福州天后宫”被建立起来，成为整个社区的精神中心，每周的妈祖祭拜，香烟缭绕中，是三百多颗漂泊心灵的慰藉与依托。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新福州”的轮廓，就在这一刀一斧、一砖一瓦，以及那顽强延续的乡音乡俗中，一点点地被勾勒出来。
首批移民到达古晋与诗巫后，黄乃裳通过“宗族自治+契约管理+殖民合作”的模式，将“新福州”从一片原始森林转化为东南亚首个以福建文化为核心的华人社区。移民们用双手开垦土地、建造家园，不仅实现了“有田可耕”的初衷，更保留了福建的乡土记忆——正如诗巫“闽清村”的老移民所说：“我们带了福建的泥土，种了福建的稻子，建了福建的屋子，这里就是我们的‘新福州’。”
这种“海外拓荒+文化传承”的模式，不仅为砂拉越的农业开发做出了贡献，更成为近代中国海外移民“落地生根”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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