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一个老同事讲的，他姓崔，老家在丹东东港，靠近鸭绿江入海口那一带。早年间，那里是北方有名的渔船建造地，从清末到解放后，大大小小的船厂沿着江边排开，造的渔船能跑到黄海深处打大鱼。崔师傅的爷爷，就是那一带最有名的船匠，人称“崔大木”，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经他手造的船，少说也有上百条。
崔师傅讲的，是他们老崔家船厂里一根传了几代人的松木。
那根松木搁在船厂最里头的棚子里，一搁就是七八十年。木头有三丈多长，两人合抱粗，是棵红松，从长白山里运出来的。崔师傅说他爷爷当年第一眼看见这根木头，就定了主意：这木头不卖，不锯，就搁着，当船厂的镇厂之宝。
为啥呢？因为这根木头是棵“龙骨木”。
龙骨是船最关键的部位，就像人的脊梁骨，整条船的强度、寿命，全看龙骨好不好。老船匠选龙骨料，讲究“三看”：一看纹路直不直，二看疤节少不少，三看有没有“水心”。崔大木看这根松木，纹路从头直到底，一个疤节没有，更奇的是，他用凿子在树皮上轻轻一划，树皮下渗出一滴清亮的水珠，不是树脂，是清水，带着淡淡的木头香。
“这是棵在水边长了几百年的老松，地下水气浸透了木心，但又没泡烂，成了‘活水木’。”崔大木说，“这样的木头做龙骨，船在水里走，龙骨跟水有感应，越走越顺，永远不会朽。”
但他没舍得用。他说，这样的木头太难得了，用了就没了，不如留着，当个念想。往后谁家造大船，实在寻不着好龙骨料，再来求这根木头。
结果这一留，就留了三代人。
崔师傅小时候见过那根木头。他说那木头黑红黑红的，表面像涂了一层油，手摸上去温润细腻，不像木头，像玉石。船厂的老师傅们干活累了，喜欢靠在木头上歇一会儿，说靠着它解乏。更怪的是，那根木头周围从来不落灰，不管棚子多破、风沙多大，木头方圆三尺内干干净净，连个蜘蛛网都没有。
有不信邪的，故意把刨花锯末往木头底下堆，第二天来看，刨花锯末都跑到一边去了，木头底下还是干干净净。几次之后，没人再试。
崔大木临终前把儿子叫到跟前，指着那根木头说：“这根木头，不能动，不能卖，不能给人。记住，这是咱老崔家的根。木头在，船厂就在。木头要是没了，船厂也就到头了。”
儿子点头应了。崔大木闭眼那天，木头忽然发出一声极轻的嗡鸣，像琴弦拨动，棚子里几个老师傅都听见了，面面相觑，没人敢吭声。
崔大木的儿子就是崔师傅的父亲，也是个好船匠，一辈子守着那根木头，真就没动过。到他这辈，船厂的生意已经不行了，机器船越来越多，木船越来越少，年轻人没人愿意学这手艺。有人劝他把那根木头卖了，说现在红松值钱，这么大一根，少说能卖几万块。他摇头，说爹有交代，不能动。
后来他得了重病，临死前把崔师傅叫到跟前，指着那根木头，想说啥，嗓子已经说不出话。崔师傅握着父亲的手，说：“爹，我知道，木头不能动，我记着呢。”
父亲点点头，眼角流下一滴泪，走了。
崔师傅那时候二十出头，接过船厂，成了老崔家第三代掌舵人。可时代不一样了，木船订单几乎没有，船厂连年亏钱，他只好把厂子关了，自己到城里打工。临走前，他把那根木头用油布仔细裹好，又在木头周围撒了一层生石灰防潮，锁上棚子的门，心想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看看。
他在城里干了十来年，攒了点钱，也成了家。但心里总惦记着那根木头，惦记着爷爷和父亲临终前的话。二零零八年的秋天，他请了假，专程回了一趟老家，想看看那根木头咋样了。
船厂的院子早就荒了，杂草半人高，棚子的门锁锈成了铁疙瘩。他费了好大劲撬开锁，推开门，一股陈年的木头气息扑面而来。油布还在，生石灰还在，木头还在。
他长出一口气，走过去，轻轻揭开油布。
木头黑红依旧，表面那层油润的光泽一点没变。他伸手去摸，指尖刚触到木头，忽然愣住了。
木头发烫。
不是被太阳晒的那种烫，是一种温热的、像活物体温的烫。而且，他分明感觉到，在手掌贴上去的一刹那，木头极其轻微地颤了一下，像睡梦中的人被轻轻推了一把。
崔师傅收回手，后退两步，心跳得厉害。他在城里这些年，见过世面，不信鬼不信神，可这一刻，他分明觉得，这根木头是活的。
他在木头前站了很久，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犹豫了半天，他重新把油布盖上，锁上门，回了城里。
回去后他睡不着觉，总想着那根木头，想着爷爷和父亲临终的话，想着木头那一瞬间的颤动。他跟媳妇商量，想把木头捐给市里的博物馆，至少有人管着，不至于糟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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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人打听，联系上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木头的情况说了。博物馆挺感兴趣，派了两个专家跟他回老家看。专家看了木头，也啧啧称奇，说这木头的保存状态确实罕见，初步判断是长白山脉的古代红松，树龄至少在五百年以上，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可就在他们商量怎么运输的时候，出了怪事。
当天晚上，崔师傅和两个专家住在镇上的小旅馆。半夜里，崔师傅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那声音很轻，很远，像风吹过松林，又像水浪拍打船底。他披衣起来，推开窗往外看，月亮很亮，镇子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
他正要回床，忽然看见远处船厂的方向，亮起一点光。不是灯光，是幽幽的、淡青色的光，一闪一闪，像什么东西在呼吸。
他心一紧，穿上衣服就往船厂跑。两个专家被惊醒，也跟着跑过去。
船厂的棚子门还锁着，可那光分明是从棚子里透出来的，透过板壁的缝隙，一道一道的青光，把棚子照得像一盏巨大的灯笼。
崔师傅手哆嗦着，钥匙插了几次才插进锁孔。推开门的一刹那，三个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那根木头通体发着青光，像一根巨大的荧光棒。更奇的是，木头表面浮现出无数细密的纹路，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像树的年轮，又像水的波纹。那些纹路不是静止的，它们在缓缓流动，从木头的一端流向另一端，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崔师傅走近一步，伸出手，轻轻按在木头上。
木头的温度比白天更高了，烫手，但不灼人。那一瞬间，他忽然懂了。
这根木头，真的活着。它不是一棵普通的树，它的“活”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活，而是另一种存在。它在长白山的溪水边站了几百年，吸足了山水的灵气，又被老船匠选中、珍藏、敬畏，一代一代传下来，它已经不仅仅是木头了。它有了“魂”。
爷爷临终时那一声嗡鸣，父亲临终时那一滴泪，木头那一瞬间的颤抖和发烫，都是它在回应。
它在等。等什么？崔师傅不知道。
他回头看着两个目瞪口呆的专家，说：“这木头，我不捐了。”
专家急了，说这是珍贵的文物，应该由国家保护。崔师傅摇头，说：“你们保护不了它。你们只会把它放进玻璃柜子里，当标本研究。它需要的不是那个。”
他把木头重新用油布裹好，锁上门，让两个专家先回旅馆。自己在木头前坐了一夜，像小时候靠在它旁边那样。
天亮时，木头上的青光褪了，恢复了黑红的本色，温度也降了下来。
崔师傅回到旅馆，跟两个专家道歉，说这事儿算了，木头他留着。专家没办法，只好空手回了市里。
那之后，崔师傅做了一个决定。他辞了城里的工作，回老家重新开了船厂。不是靠造船赚钱，是守着那根木头，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机会。
他翻出爷爷留下的造船图纸，凭记忆把那些老手艺一点点捡回来。几年下来，虽然没造出几艘船，但船厂的棚子修葺一新，那根木头也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二零一五年，有个搞民俗研究的大学教授听说了这事，专程跑来调查。教授姓林，是研究东北民间造船史的。他在船厂住了三天，看了木头，翻了崔师傅爷爷留下的图纸，听崔师傅讲了祖孙三代的故事。
临走时，林教授对崔师傅说了一句话：“你爷爷当年说的对，这根木头是‘活水木’。它的‘活’，不是木头的活，是一种文化的活。它连着长白山的水，连着老船匠的手艺，连着你们家三代人的念想。这样的东西，博物馆收藏不了。”
崔师傅问：“那它将来会怎么样？”
林教授望着远处鸭绿江的方向，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来求这根木头，用它造一艘船。那艘船下水的时候，这根木头就真正活了。”
崔师傅把这个话记在心里，继续守着船厂，守着那根木头。
崔师傅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二零一九年。他在丹东市区请我吃饭，饭后开着他那辆破皮卡，拉我去看了那个船厂。棚子确实修过了，里面干净整齐，那根黑红的木头就横在木架上，油布盖着。
他揭开油布让我摸了摸。木头凉凉的，温润光滑，确实是上好的老红松。我试着感受有没有他说的那种“活”的气息，但什么也没感觉到。也许，那气息只对他这个血脉相连的人敞开。
“你信它活着吗？”他问。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科学上，木头当然是死的；可如果死木头能有几代人的念想、能有那种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那“活”与“死”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崔师傅看我犹豫，笑了笑，把油布重新盖上。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他说，“但我不需要说清。爷爷让我守着，我就守着。它愿意跟我说话，我就听着。将来它愿意跟别人走，我就送它走。就这么简单。”
他锁上棚子的门，拍了拍那把锈锁，说这锁是爷爷当年用的，他换了新门，但锁没换。
夕阳西下，鸭绿江的水泛着金红的光。远处的江面上，有渔船正往港里开，柴油机的突突声隐约传来。那些船都是钢壳的，没有龙骨，没有木头。
崔师傅望着那些船，忽然说：“我有时候想，也许这根木头，是老天留给这江的最后一条木船的魂。什么时候有人能用它造出一艘真正的船，这江就还有救。要是它一直躺在这儿没人动，这江就只剩铁壳子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崔师傅也没再说什么。
我们上了皮卡，往回开。路过江边一个船厂遗址时，他指给我看，说那以前是他家的老厂，现在成养鱼池了。我透过车窗望去，几间塌了半边的破房子，几排歪斜的木架，几只水鸟在水边踱步。
那些曾经造出无数渔船的地方，正在被江水一口一口吞回去。
而那根百年松木，还在棚子里躺着，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机会。等一个能把它变成龙骨的人，等一艘属于它的船，等一次真正的入水。
它已经等了三代人。也许还会等更久。
这就是东北大地上，又一根沉默等待的木头，又一个关于风水和人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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