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的时候，天刚下过雨。
书店门口的地砖还湿着，反着光。他在门口停了一下，把伞合上，伞尖在地上轻轻点了两下，像是在确认自己已经从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他穿着一件旧衬衫，颜色很淡，袖口磨得有些起毛，却熨得很平整。眼镜不新，镜框有一道细小的裂痕，被透明胶仔细粘过。他进门后先看了一眼书架，目光在“历史”那一排停留得最久，像是在跟老朋友打招呼。
“我是教历史的。”
他说。
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中学。”
这两个字落下来，很轻，却像是压了很久。
他坐下时，把公文包放在脚边，没有立刻打开。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指尖有粉笔留下的细小白痕，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他说他教了二十六年书。
“第一届学生。”
他说，“现在都四十多了。”
他说自己刚参加工作那年，站上讲台，腿是抖的。不是怕学生，是怕自己讲不好。
“那时候。”
他说，“我真觉得历史是活的。”
秦汉不是朝代，是人。
战争不是事件，是血。
改革不是概念，是挣扎。
“我讲商鞅。”
他说，“讲他被车裂的时候，全班安静。”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可后来，慢慢变了。
教材越来越薄。
考点越来越清楚。
答案越来越标准。
“历史被拆成了选择题。”
他说，“ABCD。”
“人物被压缩成结论。”
他说，“功过几行字。”
他说他开始听到学生说：
“老师，这个要不要背？”
“这个会不会考？”
没人再问
“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第一次感到无力，是有一次公开课。
他准备了很久，想讲一节不一样的历史。讲清末，讲普通人的命运，讲时代如何碾过个体。
可课后，教研组的评价是：
“情感太多，考点不集中。”
那天他回家，坐在沙发上，一句话没说。
“我忽然意识到。”
他说，“不是我不努力，是这个位置，不需要我努力。”
他说他开始学会“妥协”。
该删的删。
该简化的简化。
该跳过的跳过。
“我变得很熟练。”
他说，“也很空。”
他说最让他难受的，不是学生不爱历史。
“他们只是被教成了只爱分数。”
他说。
他说有个学生，有一次下课后留下来，问他：
“老师，你觉得历史真的有意义吗？”
他说那一刻，他愣住了。
他想说有。
可又怕说得太轻。
他想说没有。
又怕毁了什么。
最后他说了一句：
“如果你愿意想，它就有。”
学生点点头走了。
“我不知道。”
他说，“我有没有骗他。”
他说教历史久了，人会变得矛盾。
一方面，你知道人性反复。
王朝兴衰。
英雄与罪人常常只差一步。
另一方面，你又要在课堂上讲“规律”“进步”“必然”。
“可我心里清楚。”
他说，“历史里没有那么多必然。”
更多的是侥幸。
误判。
和无法挽回。
他说他越来越不敢轻易下结论。
“学生问我，谁对谁错。”
他说，“我常常沉默。”
因为他见过太多“当时看起来是对的事”，
在后来变成灾难。
他说历史老师，
其实是个很孤独的职业。
“你站在时间的中间。”
他说，“一头是过去，一头是现在。”
过去的人，
你理解得越深，
越不忍评价。
现在的人，
你看得越清，
越不敢预测。
他说最难受的一次，是有学生说：
“老师，这些都过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天他回到办公室，坐了很久。
“我突然意识到。”
他说，“如果历史只剩下‘过去’，那它真的死了。”
他说他开始在课堂上，偷偷做一点改变。
不多。
很小。
比如讲战争时，
多说一句平民。
讲改革时，
多提失败的人。
“我不告诉他们结论。”
他说，“我只告诉他们复杂。”
他说也有人不满意。
觉得他“跑题”。
觉得他“不务正业”。
“可我还是想做一点。”
他说，“哪怕一点点。”
他说有一年毕业季，一个学生给他写信。
信里只有一句话：
“老师，我现在看到新闻，会忍不住想：如果写进历史书，会怎么写。”
他说那天他看完信，在办公室哭了。
“那一刻。”
他说，“我觉得我这二十多年，没有白站讲台。”
他说历史老师，
很少被记住。
不像数学，有分数。
不像语文，有作文。
“你教的东西。”
他说，“很慢才会发酵。”
可能十年后。
二十年后。
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
“但如果一个人。”
他说，“在做选择的时候，稍微多想了一秒。”
“那一秒里。”
他说，“有历史的影子。”
他就觉得值了。
临走前，他站在书架前，抽出一本旧史书，翻了几页，又放回去。
“教历史久了。”
他说，“你会明白一件事。”
“时代从不温柔。”
他说，“但人，可以选择不麻木。”
门关上时，雨又开始下了。
我坐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忽然觉得，那些年在教室里，被我们忽略的声音——
并不是枯燥的过去，
而是有人，一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
把“记住”这件事，
交到下一代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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